两个拍电影的火山学家安然赴死

「For me, Katia and volcanoes, it is a love story. 」

这句话原本被丈夫莫里斯·克拉夫特写在《Questions for Volcanologists.》里，后来成为纪录片《火山挚恋》的灵感来源，并被加入电影旁白。

两顶红色帽子出现在镜头里，这对法国夫妇带着摄像机在全球寻找喷发的火山，往往是第一批抵达现场的人。

卡蒂亚是地球化学家，莫里斯是地质学家，他们因埃特纳火山和斯特龙博利火山结缘，并在1970年结婚……

但在这些信息之前，《火山挚恋》选择以他们的死亡开篇。

而后一笔带过，没有给观众留下什么缅怀的空间。

这并非刻意规避沉重叙事，事实上，火山是距离他们最近的杀手，同样的死亡方式可以在另一个靠近火山的时间和地点发生。

至今为止，《火山挚恋》的导演萨拉·多萨已拍摄四部电影，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贯穿其创作的主题，新片中“火山夫妇”卡蒂亚和莫里斯与火山的关系亦然。

2019年，萨拉·多萨的纪录片《The Seer & the Unseen》里的冰岛精灵语者拉加通过与精灵沟通，与自然发展更深层的交流，修复人类对自然造成的创伤。

导演多萨发现火山学家卡蒂亚和莫里斯，是因为制作《The Seer & the Unseen》，起初只是需要几帧火山喷发的画面为纪录片开场，却意外发现有值得挖掘的内容。

卡蒂亚出生于二战期间，莫里斯出生在二战结束后，他们在法国阿尔萨斯地区长大，同时迎来了板块构造论革命的时代和社会变革的热潮。

早期，这对夫妇将热情倾注在反对越南战争的抗议运动上，还出现在法国报纸的头版照片中。

他们认为人类拥有创造的力量，却选择破坏，而破灭感从社会和国家逐渐上升到整个人类。此后他们沉迷于红火山，并把它看作完美而神性的人类替身，红火山有着绝对的力量和美学冲击，即便它们摧毁，在克拉夫特夫妇眼中也会是非凡的创造。不过彼时能被火山治愈，无非是安享着大自然对人类的蔑视，汲取释然之感。

如果红火山代表“创造”，灰火山便代表“毁灭”。

1985年11月14日，哥伦比亚内瓦多·德尔·鲁伊斯火山爆发，由于政府不相信火山学家的判断，没有疏散计划，最终酿成惨剧。此后这对夫妇致力于研究灰火山，帮助公众了解和应对危险状况。

因为目睹了火山毁灭性的另一面，他们找到了身为人类的使命，《火山挚恋》把他们观念上几个关键的转折点罗列得一清二楚，原来“厌恶人性的阴暗面”和“热爱非人的理想之物”都是热爱人类的必经之路。

不过，他们的故事要远比“救世主养成记”精彩，如今人们仍被克拉夫特夫妇吸引，要归功于他们不停拍摄的劳动成果，即那些不会腐朽的影像。

卡蒂亚通过静态图像记录详细的科学测量数据，而莫里斯则侧重于拍摄动态影像。

在没有无人机航拍的年代，近距离拍摄火山喷发的镜头极难被获取，在当时也只有火山学家才能做到这样的事，他们将摄像机对准有研究价值的对象，同时避开可能存在的风险。

人不仅是观察火山的主体，也是丈量火山的刻度，克拉夫特夫妇不是呆板的科学观察员，反而最大限度运用摄影机，拍摄一切感兴趣的内容，热情在火山之外仍然存在。

片中剪入了他们在墨西哥拍摄的模仿西部片的片段，说明摄影机对他们来说不止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工具。

这对夫妇尝试了很多动作和镜头，想办法用视觉传递物体的体积、重量和材质……当观众以这种方式感受火山时，并不需要数据。

能听到卡蒂亚听到的声音吗？

有趣的是，导演多萨在这对夫妇的影像里发现了法国新浪潮的影子——而这正是他们在法国文化环境里积累的语言本能。

诸多细节比如，他们用快速变焦镜头记录人的行为和周边环境，更喜欢用“第一人称”写书，在各种文本里始终在与存在主义的终极命题搏斗，而关于存在主义的焦虑是大多数法国新浪潮导演摆脱不掉的核心命题。

快速变焦的镜头

由此，多萨决定以法国新浪潮的视听风格去拼贴卡蒂亚和莫里斯的镜头，《火山挚恋》的自由俏皮和点到为止的哲思让人感觉在观看瓦尔达的又一部纪录片，而旁白也似戈达尔的《男性，女性》。

拼贴镜头更看重启发性和关联性

不过，《火山挚恋》如此直观的自由是整个团队“戴着镣铐跳舞”的结果。观众很难想象，他们现在看到的每一分钟都是被努力打捞回来的。

卡蒂亚和莫里斯留下了近200个小时的16mm胶片，主要是按地点和年份归纳整理的，镜头短而精炼，没有声音，如果你尝试关掉声音再去观看一些镜头，会发现火山的能量和魅力被削弱了一半。

这对夫妇留下了近20本著作，大多数是法语的，而且绝版。此外还有数千张照片，以及近50个小时的电视纪录片、采访和演讲素材，可是这些资料信息重合度很高，作为成品，更难被二次利用。

起初，面对凌乱的原始素材，剪辑师Erin Casper和Jocelyne Chaput束手无策，他们在海洋般的素材里发现很多叙事的漏洞，也会得到前后矛盾的观点。

其中很多影像都因为各种问题而需要去求证，多萨为此采访了他们的同事和密友（包括与他们一起工作的摄影师、其他地质学家），以确保还原故事的真实性，但她并不打算直接把采访片段很无趣地剪进纪录片。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要区分“被记录的影像”和“被表达的影像”。这个区别类似于我们随手拍在手机里的视频和定期整理出来的vlog。

《火山挚恋》小心谨慎地保护着主人公的绝对话语权，没有打散那些本身承载表达的影像。

片中，一个小电视机的出现，很轻巧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了精心打磨过的“长短句”，下一道工序便是拼接——背景音乐和米兰达·裘丽的旁白是绝佳的粘合剂，在不妨碍卡蒂亚和莫里斯语言和影像的基础上，导演补充并扩展了他们的叙述。

当然，《火山挚恋》也有局外人视角，影片点出他们刻意迎合法国学术界和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兜售离群索居的探险生活的事实。他们本就是火山学家，但为了获得经济来源去维持这样的生活，却必须扮演另一种受欢迎的火山学表演家，甚至是曾令他们厌恶的知识分子类型。

所以在这些影像的尽头，卡蒂亚和莫里斯的脸仍是模糊的，哪怕是面对火山的时刻，也不能清晰分辨他们有无表演成分。

克拉夫特夫妇扮演不同的角色，经常使用的台词是卡蒂亚比他多看了20次火山爆发，留给媒体和外界发挥陈词滥调的空间。

当时业界更将丈夫莫里斯视为该领域的专家，妻子卡蒂亚专注于写书，不怎么喜欢上镜，所以她的档案资料没有莫里斯那么多。但导演萨拉·多萨尽可能挖掘了这些，最终我们在《火山挚恋》里看到了比较公平的出镜率。

而后更大的难题是缺少声音，多萨和团队尝试在场景上标记出所需要的声音（比如汽车鸣笛和风声），试图通过影像判断声音的源头和方向。

为创造有层次的声景，他们做了大量研究，后来得益于一份积累了30年的现场录音音效库，才匹配到了我们如今在片子里听到的声音。

搅动熔岩的声音，他们也找到了。克拉夫特夫妇驾驶着法国汽车在冰岛雪山上发出的声音，也找到了完美“平替”，每一次声音与影像的匹配，都是奇遇。

声音还可以做得很诗意，1979年，卡蒂亚和莫里斯来到印度尼西亚的喀拉喀托火山，这座火山非常危险，剪辑师Erin Casper不仅找到原声，并混进了恐龙的声音。

可想而知，赫尔佐格绝对不会以这种创作思维处理声音。

名导赫尔佐格同样聚焦克拉夫特夫妇的纪录片：

《内心之火：献给卡蒂亚和莫里斯·克拉夫特的安魂曲 》

在赫尔佐格的《内心之火》里，他再次合作老搭档Ernst Reijseger，这位作曲家和大提琴家为赫尔佐格创作过太多有辨识度的配乐，展示了对前卫、爵士、即兴、民族音乐和极简主义的实验性融合。

当观众躺在这般丰富而浓烈的配乐里，很难意识到《火山挚恋》那种“身临其境”也有野性的能量。 

这是《火山挚恋》和《内心之火》都剪入的片段。《火山挚恋》（上）选择搭配白噪音。此外，在对影像的修复方面，《火山挚恋》明显做得更好。

对比这两部纪录片，所谓的感性或理性、轻盈或深邃只是《火山挚恋》与《内心之火》的表面区别。

多萨和赫尔佐格看待世界的方式非常不同，如果火山是主角，克拉夫特夫妇是导演，《火山挚恋》和《内心之火》就像是两篇从不同角度展开的影评。

科学元素越多，越会阻塞叙事，这就需要一个平衡点，既用叙事打开多大的口子，牺牲多少科普内容，才会在介绍克拉夫特夫妇的同时，点燃人们对火山的热情。

多萨更注重克拉夫特夫妇的工作遗产，以对素材更确切的掌握去还原他们作为生命个体的存在价值；赫尔佐格不深究影像源头，更加把他们看成火山学家和冒险家，通过个人经验总结他们的存在价值。

或许对于多萨，火山就像克拉夫特夫妇的孩子。

但对于赫尔佐格，克拉夫特夫妇更像是火山的孩子。

同一年出现两部“火山电影”的情况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同时在1997年上映的《天崩地裂》和《活火熔城》。

不过两位导演也有共识，萨拉·多萨认为莫里斯和卡蒂亚的影像遗产过于丰富，再制作出20部电影也不是问题；赫尔佐格则在《内心之火》的旁白里提及，克拉夫特夫妇是在拍一整部关于创作过程的电影，他们只是没有时间来剪辑它。

“火山夫妇”死前的最后一个镜头。这是多萨在《火山挚恋》中呈现的“生命终结点”，此时他们仍在工作。

“火山夫妇”死前的最后一个镜头。这是赫尔佐格在《内心之火》中呈现的“生命终结点”，此时他们准备离开。这个瞬间更加接近死亡。

那么凭借拍摄火山的经验，赫尔佐格的纪录片会不会更有权威性呢？

迄今为止，赫尔佐格是唯一一位在每个大洲都拍摄过电影的电影人，他有三部关于火山的电影，除了《内心之火》还有《苏弗雷火山》和《进入地狱》。

赫尔佐格《苏弗雷火山》的关注点不在火山，而是那些拒绝在火山爆发时撤离的“少数人”。有一个典型的赫尔佐格式人物拒绝在火山爆发时撤离，他选择等待死亡。

世界上几乎所有有火山的地方都会有神话或新的神灵被创造出来，赫尔佐格的《进入地狱》关注的是火山在人类历史上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痕迹（地理上、文化上），归根结底，还是对人类感兴趣。

在印度尼西亚时，整个摄制组差一点就被卷入喷发的火山熔岩流中，索性及时选择了撤离，几天后，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新闻，在他们当时摄像机所在的地方，找到了七具尸体。

赫尔佐格不是不想站在近处观察火山，但他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做安全的选择，这意味着，他永远不可能像卡蒂亚和莫里斯离火山那样近。

可以设想，他们应该是最先意识到自己跑不掉的人。他们做错了选择，却也是始终头脑清醒的科学家。

赫尔佐格认为自己一生都在完成同一部作品，其中的人物都是绝望而孤独的反叛者，他们没有语言可以交流，并因此受苦，独自挣扎。

卡蒂亚和莫里斯是反叛的，但他们并不是赫尔佐格电影中的主人公，《内心之火》不会也不该是翻版的《灰熊人》，因为这对夫妇选择以观察火山作为自己语言，并从中找到了使命感，蒂莫西的悲剧并不属于他们。

一方面，萨拉·多萨在海量的素材里找到了“生存”的价值，另一面，你会发现赫尔佐格的确更适合解读他们的“死亡”，这从来不是哪一种解读更高级的问题，两部纪录片的最终呈现都是一种必然。

莫里斯手表上的指针被定格，这是《火山挚恋》对死亡的描述

说到底，赫尔佐格和克拉夫特夫妇都是冒险家，他们是同路人，而在寻找生命真谛的路途上，多萨可与他们相遇，因为火山隐喻着新的生命维度，那里有已知自由之外的更广阔的自由。

火山融化、喷发、流淌……除了规模远大于人类行为的壮阔景观，还有不受驯化的时间观念，莫里斯和卡蒂亚最终捕捉到的是影像，也是“火山的时间”。

因为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进程，人们被困在时间霸权制度当中，我们对时间的主流理解是由暴力支配的，它造成人类与自然的疏离和人类向内的剥削性行为。

莫里斯说火山无从分类，每座火山都有自己的个性、声音和特征，他们从来不是把火山当成研究对象，而是当成具体的人。

《内心之火》的结尾，赫尔佐格找到了最合适的影像，足够专注和热爱的人，才会在悬崖边上行走，这条沿边的线，只属于他们。

或许在无数个面对火山的场景里，他们都放下了科学家那颗欲求度量一切的大脑，用心去靠近更古老的生命。而《火山挚恋》和《内心之火》不过讲了同一个事实：

与火山的生命相比，人类的存在如此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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